最低工資、標準工時

9/11/2005

 

主席女士,正如今天的議題所指出,在未有法例規管標準工時下,本地僱員超時工作的趨勢已非常嚴重。今天,我要提出的是,超時工作已令香港整個社會,不論是勞動或非勞動人口,都面對健康受到嚴重威脅的問題。這情況便類似在社區中埋下了計時炸彈般,所誘發的健康風險不單止是由基層勞工承擔,整個社會或企業也將會為這個風險付出沉重代價。

一個人長時期超時工作,會消耗體力及精神,是提早把身體當作機器般肆意勞損和折舊。事實上,超時工作會引發種種健康風險,這點早已有很多不同的例子可資證明。

日本社會現時出現了一種稱為死於超時工作的現象。專家的研究指出,日本工人在個人生產力最強盛的時期,因罹患中風、急性心臟衰竭、心肌梗塞、大動脈爆裂等心血管疾病而死亡的個案,近年不斷上升。研究並證實,死者於離世前大部分均有長時期超時工作的紀錄。在2002 年,日本九州大學的研究發現,每周工作60 小時的人罹患心臟病的機率比每周40 小時的人大兩倍。

加拿大的類似研究亦指出,長時間連續工作的高風險人士,包括白領及藍領,均會誘發吸煙、超重、酗酒等負面健康行為,以及增加患上抑鬱症、高血壓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此外,除了身體健康受到影響外,超時工作亦隱藏?對社會所造成的風險。我們清醒的時間絕大部分會被工作佔據,以致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家庭與社交、性與睡眠、休閒與運動、社區融入與義務工作等均無法正常進行。因此,便會誘發很多家庭及社會問題,例如家庭暴力,婚姻及青少年問題等。

主席女士,儘管在理性分析下,長期超時工作會影響僱員身心健康,令工作效率下降,這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在潛意識下,似乎不論僱主或僱員對工作效率的概念,永遠存在一種迷信及一份偏執。前者往往希望用工時的長短來衡量後者的工作效率,以便計算企業的生產力可否提高;後者則以超時工作來證明自己在企業中的價值。超時工作這種文化,對勞資雙方均只會帶來雙輸的局面,既嚴重損害僱員的身心健康,對企業的生產力亦沒有甚麼裨益。

其實,研究指出,當人與時間的關係隨著標準工時的訂立而得到整體的改善時,人的情緒便會完全隨著這改變而得以平靜下來,而這份平靜亦會換來更高的生產力及更多的緩慢思考空間,人在工作期間便能作出更深思熟慮的決定,結果當然會令成本效益提升。

因此,立法訂定標準工時,讓“打工仔”享有足夠的作息時間,不但有助健康及預防疾病,亦可以間接提高成本效益,這實在是達致雙贏的最佳辦法。

主席女士,最近有評論認為,由於各類工作的最長合理連續工作時限,差異很大,因此,不可以“一刀切”制訂一些所謂“最高工時”或“標準工時”,而這樣做對保障僱員健康和工業安全的作用亦十分有限。面對這種說法,我認為我們必須明確界定長期以來社會爭取就標準工時立法的目的及原意。最主要的是,從事任何工種的人均不是一部可肆意調校產能的機器,即人不是機器,我們不可以要求某些人工作80 小時,而另一些人則工作30 小時,因為彼此在體能上均有極限。我們絕對不容許因法例的豁免而令從事某些工種的人未能獲得最基本的健康保障。這次我們倡議就最高工時或標準工時立法,最基本的目的之一,便是保障工人的基本健康。

主席女士,香港經濟雖然繁榮,但部分基層的人仍然無法享有合理工資以確保生活所需。我認為以保障基層基本生活所需為下限,訂立最低工資,將是政府制訂有關勞工政策的唯一可行基準。

事實上,人是社會最重要的資產,經常強調以民為本的政府必須研究香港市民需要些甚麼。標準工時、最低工資,是最基本的勞工保障,但又是否一種長期被忽視的奢求?一個以民為本的政府是否必須在公眾利益、和諧社會和健康城市的建構,以及部分市場利益之間,作出原則性的思考、取捨、選擇和平衡?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更新日期: 2008-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