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學術自由

27/3/2014

 

代理主席, 張超雄議員剛才也說......我首先恭喜他變成長工了,不再是合約形式的工作。我也要申報利益,我已在大學擔任長工20年。

說到學者,我相信到現在我仍是一名學者,雖然我今天戴的是立法會議員的帽子,但今天陳家洛議員提出“捍?學術自由”,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議題,其實相應帶出學者本身除了要有學術自由外,也需要參與公共事務,並因此而負有推動社會革新和進展的責任。所以,我們所有的研究,不論好壞或是否涉及具爭議性的議題,也須正常、正確、正當和公開地發表, 這便是今天的議題重點。但我聽了那麼久我不知道是否遺漏了甚麼發現大家的討論只集中在數宗事件上, 卻似乎沒有特別談論甚麼是學術自由。

或許讓我換上另一頂帽子,作為學者,我嘗試引述一些其他人的說法,說明究竟甚麼是學術自由。美國有學者在1940年發表了一份聲明,在學術界,一談及學術自由,大家也會知道這份在1940年發表的聲明。最主要來說,它重點解釋了甚麼是學術自由,當中指出的第一點 是學術自由代表可以自由地教學、研究和參與校外活動;第二點是每個學者也應該可以自由地進行研究和出版其結果;第三點是每個學者在大學中也有自由在課堂上討論一些富爭議性,甚至可能是不受歡迎的課題; 最後, 這份1940年的聲明也指出機構(不論是大學或相關機構)絕對不可以對以上活動進行審查。

在 英國,有一個名為“Academics For Academic Freedom” (“AFAF”)的組織,亦界定了學術自由的定義。其定義非常直接,第一點是學者應該可以無限制、自由地對任何議題提出質疑和驗證;第二點是學者在討論一些爭議性或不受歡迎的議題時, 應該公平、公正地進行討論,當然學者可以表明自己的立場,但有責任提出正反兩面的意見,讓學生和其他人討論;第三點與剛才提到的1940年的聲明相類似,就是大學或機構絕對不可以抑制學者在這方面的自由。

就學術自由而言,剛才已提及學術界均知曉的有關學術自由在廣義上的定義。其實學術自由有位“ 弟弟” , 有人稱這位“ 弟弟” 為“academic justice”, 我們暫且譯作“學術公義”。甚麼是學術公義呢?根據字典所述,一個學者在發表其研究或從事學術工作時,絕對有責任消除該等被壓抑、壓迫或歧視的意見,這是他要做到的事,而即使他發覺自己可能被審查,也應該勇往直前,不應停止。相對而言,任何機構也應該維護“academic justice”, 即學術公義, 不應該讓學者受到任何壓迫。

談過有關定義方面的問題,其實討論了那麼久,同事亦提出了不同案例,為甚麼我們需要學術自由和學術公義呢?代理主席,我嘗試舉出一位在學術界比較有名的學者John STUART MILL的說法, 他在著作On Liberty中清晰界定為何我們需要學術自由。對John而言, 學術自由可以把人類從以往僵化、守舊的觀念中釋放出來,這便是JohnSTUART MILL在這本書中的論點。他指出有了學術自由, 最重要的是可以促進真理,以及讓我們可以在自由地追尋真理之餘,亦可以自由地解說。

代理主席,我花了5分鐘時間講述學術自由的重要性, 現在亦想談談我們為甚麼要參與公共事務呢? 其實很多學者也會問,在參與公共事務方面, 學者的角色是甚麼呢? 正如剛才有同事談到學者的角色, 便說“你不要搞那麼多, 只管躲在大學, 在象牙塔內做你的研究吧! ”這是錯的,我們作為學者兼老師, 除了要對學生進行教學工作外,還有一項最重要的責任,是言傳身教。我們想告訴他們的是,我們 的學術成果和研究結果是有需要和有機會轉化成事實的。我們亦要牽頭參與公共事務,透過參與公共事務,讓學生明白到其實是可以實踐出來的, 而非只是空談。

雖然我們在大學教導學生甚麼是“should be”, 即在理想層面, 社會理應如此,但問題是當繼續走下去時,必須能夠實踐出來,例如現時鍾庭耀所進行的一些民調或戴耀廷提出有關“佔中”的說法,他們只不過是提出這些似乎是理想層面的事,並付諸實行。所以,簡單而言,作為學者,我看不到香港的學術自由有任何會被壓抑和打壓的情況。其實我覺得在香港,如果大學機構或政府用任何手段嘗試打擊或打壓學術自由,將會如John STUART MILL在On Liberty中所述,屆時我們真的無法釋放自己,只會回到僵化和黑暗的死胡同。多 謝代理主席。

 
更新日期: 2015-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