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訂支援少數族裔長者的醫療政策

27/11/2013

 

代理主席, 特區政府一向以來的定位是讓香港成為亞洲國際城市,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既多元化,又最為開放,兼且可提供大量機會的城市。重慶大廈亦據說曾有120種國籍的人士聚居, 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亞洲最能體現一體化的一個例子。

事實又是如何? 香港大部分少數族裔人士本身已是香港居民,但他們實際上能否融入香港這個剛才所說的國際城市呢? 大部分時間都是否定的。很多少數族裔人士尤其是長者,並未能認同香港是一個既多元化又遍地機會的地方,因為他們所得到的支援較少,甚至在很多情況下遭到歧視,即使面對很多機會但都被拒諸門外,這正是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的原因之一。

根據有關的背景資料,香港的2011年人口統計顯示,本港約有45萬少數族裔人士, 事隔兩年, 現在可能已不止此數。當中長者約佔4%,亦即約有2萬多名少數族裔長者,他們均屬60歲以上人士。為甚麼說這些長者需要特別的支援呢? 因為世界?生組織曾在10多年前發表的報告中指出,少數族裔?體無論在心理、生理和健康情況方面均較主要族裔?體差。

再放眼看看外國的例子,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新加坡等國家曾進行不同的研究,結果均指出在印度籍、巴基斯坦籍和孟加拉籍人士的健康風險方面,他們患上冠心病、中風、血壓高,以及女性患上糖尿病的風險均高出很多,這可說是這些族?的特色。此外,亦有一些研究和外國事例指出,巴基斯坦籍和孟加拉籍人士患上精神病的風險較高。以上種種研究,當然不是具科學實證的有力證據,但亦顯示出少數族裔社?的健康需要,的確因為其文化和族裔背景而有一些特別之處。

至於香港的情況,?生署曾於2005-2006年度進行一項為期兩個月的研究,結果亦指出本港大部分南亞族裔人士均有中央肥胖的情況,其中尤以女性長者為然。中央肥胖所引致的健康風險,正是剛才提到的血壓高、中風、心臟病甚至糖尿病。我手邊並無關於香港這方面情況的最新調查資料,這正可顯示特區政府過往並未很?意照顧少數族裔人士尤其是長者的健康需要, 因而沒有進行這方面的調查。

讓我們再花少許時間,看看何以少數族裔人士尤其是長者會有較高的健康風險。首先,少數族裔人士的健康行為模式較為不同,一般而言,這?長者在香港居住多年,當中可能有較多是吸煙人士,定期做運動的人則較少。另一方面,正如我剛才提到的國際調查所指出,他們的基因亦有可能令他們有較大機會患上二型糖尿病、中風和心臟病。當然,飲食習慣也是一個問題,這些少數族裔人士較少進食水果和蔬菜, 正好違背了?生署現時提倡的“二加三”模式。

在生活習慣方面,少數族裔人士實際上亦基於宗教上的需要,而很多時要穿上一些“由頭包到腳”的服飾,於是陽光能對他們發揮的作用便相對較少, 導致他們吸收維他命D的機會有所減少, 骨骼亦會在年紀漸長時出現問題。

至於食物的選擇,在港少數族裔人士尤其是長者的家庭收入一般較差。不同的研究亦指出,有些接近退休年齡的少數族裔長者仍要工作,賺錢過活。在失業率高而收入低的情況下,他們在選擇食物時自然會以價錢便宜為?眼點,而價錢便宜的食物可能會在質素和所用食油方面表現較差, 導致他們在吸收欠佳之餘, 亦攝入了過量反式脂肪。美國最近已有報告指出應立即停用反式脂肪,而他們由於飲食習慣和選擇方面的局限,以致健康風險相應提高。當然,他們的一般煮食方法也可能和我們有所不同。

此外,在宗教影響下,他們不能進食某些食物。例如穆斯林不得進食豬肉或飲用牛奶,而印度教和錫克教信徒則不能進食牛肉。凡此種種,都是宗教信仰對飲食造成的限制,令他們雖非偏食,但也不能進食某些食物,以致在吸收營養方面有所不足。當年紀漸長時,這種飲食習慣和宗教影響會令他們面對較高健康風險,但這問題卻未被正視。

文化差異問題亦令他們未能適應本港的現有醫療系統,這正是我今天提出這項議案,希望當局予以正視的原因之一。少數族裔長者即使已在香港生活數十年,但仍會堅守自己的一套文化背景。在這情況下,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士特別是女性既不會求醫,也不會踏入公立醫院,何解? 因為在公立醫院求診無權選擇醫生,如果她們在醫院遇到高醫生,基於其文化不容許男性隨便觸碰女性,她們只會索性放棄求診,甚至在找不到女醫生時不延醫診治,這樣便會提高其健康風險。

少數族裔人士在需要留醫時亦一定不會依從,因為醫院中除了事事皆感陌生之外,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不能進食某些食物。雖然醫院備有不同餐膳,但他們會關注到這些餐膳是否確實符合其宗教要求,例如不知道是否屬於先經過祭祀才可進食的食物。有些少數族裔長者甚至連藥物也不敢服用,因為他們認為有些藥物可能由動物提煉而成,例如某些膠囊和胰島素製品,這會令他們非常抗拒而寧可採用本身某些偏方, 因而影響了其就醫情況。

甚至有長者在臨終彌留時不願在醫院離世,因為根據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伊斯蘭教,病人需要在彌留時飲用聖水,又或甚至在病人離世後,其面部要朝向聖城麥加,如果在醫院中可能無法做到以上種種,他們可能寧願不住院, 這只會導致他們更加諱疾忌醫。

此外, 在現時的公營以至私營醫療體制中, 語言亦是一個大問題,一旦言語不通,他們只會有口難言,即使能說出問題,也可能無法暢順表達。由於他們不懂得以適當字眼表達本身的健康情況,例如中風會感到頭暈,患糖尿病會易感口渴等,所以即使說得出來,負責傳譯的人員也未必可以準確傳達他們的意思。當面對私家醫生時,通俗一點的說法是只有“雞同鴨講”, 醫生根本不清楚病人有甚麼問題,加上沒有傳譯人員, 只會令他們不想求醫。

當然,局長會辯稱在公營醫療體系中,不論是?生署還是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均聘有傳譯員, 但我稍後會論述, 傳譯人手其實並不足夠。如他們無力負擔向私家醫生求醫的開支,需要使用公營醫療服務,但又缺乏傳譯人員時,他們便會索性不求醫。這是現時的公營醫療政策下, 無法滿足他們的需要或令他們適應的地方。

局長可能又會說, 現時有一本《多種語文緊急情況用語手冊》,一打開便可找到適當用語,一如往外地旅遊時,只要打開手冊便可以泰文溝通,在購物時討價還價。然而,問題並非如此簡單,治病往往講求望、聞、問、切,要以身體語言加上口述才可說個明白,只懂得一、兩個詞語可能真的行不通。加上缺乏傳譯員,試問這些長者如何能夠善用香港現時的公營醫療體制? 這實在是一個大問題。

甚至遇有一種情況, 例如有一名巴基斯坦籍婦女到急症室求醫,但她只能以一、兩句簡單英語說出其病況, 例如只說“pain”即感到很痛,然後說出一些大家聽不明白的巴基斯坦語。於是,醫護人員只知她很痛,但看其樣子也沒有甚麼,便讓她坐在一旁等候,按分流制度把她列為第四類病人,可能需要輪候兩小時。可是,她可能在感到疼痛以外還有其他很多症狀,但卻被忽略了。由此可見,現時的醫療體制和政策未必可以照顧這些少數族裔人士,特別是長者,因為他們那種固有文化確實不易改變。

基於上述種種情況,我們有以下各項建議:第一,希望局長或其他政策局可就香港現時的少數族裔長者人數及分布地區作出評估,由此才可得知他們的健康需要,從而了解應採取何種做法;第二,根據現時的統計數字,灣仔、葵青、元朗和觀塘等地區是有最多少數族裔長者聚居的地方,局長會否考慮在這些地區的健康院、門診和日間服務中心提供更多傳譯及翻譯服務,以及提供更多以少數族裔語文擬備的簡介,以便他們更清晰使用各項服務,而不會產生被忽略、歧視甚或排拒於門外之感?

既然我們已了解到在少數族裔長者社?當中,中風、血壓高、糖尿病或心臟病的發病率通常較高,局長可否針對性地制訂清晰的政策和指引,切實指示公營醫療體系人員須按照其文化和健康風險,協助他們解決所遇到的健康問題,例如制訂適切的餐單,又或以他們通曉的文字或透過翻譯傳達相關信息? 這正是我們所說的基層教育和健康推廣工作, 希望從中可給予他們相關協助。

此外,我們亦希望可針對不同長者,按其性別提供服務,協助他們培養適切的飲食習慣。我們可透過專業營養師為他們設計更合用的餐單,而這當然亦需要適當的翻譯服務,所以在現時情況下,加強翻譯人員的支援是相當重要的一點。

根據政府現時的說法,醫管局委聘的服務承辦商最低限度可提供4種少數族裔語言的傳譯服務, 但根據麥理浩夫人中心這個NGO的說法, 該中心現時有約92名傳譯員, 但卻需要提供16種語言的傳譯服務,為應付少數族裔人士特別是當中長者的需要,該中心認為最少要有400名傳譯員才足夠。我們當然不是說要大幅增加傳譯員的數目,但根據麥理浩夫人中心的說法,這是一個需要正視的問題,現時的傳譯人手的確相當不足。這方面的不足會令少數族裔長者未能以符合本身文化的語言溝通, 從而獲得適切的醫療服務。

我們亦建議提供電話服務, 這並非甚麼新事物, 但如能透過conference call, 以會議形式讓三數人同時對話, 當中並包括傳譯人員,便可省卻他們的來回時間,從而讓長者在真的有需要及感到不適時可得到適切的醫療服務,而不用延誤治理。這亦是需要正視的問題。

我最希望局長能夠做到的是,透過與其他政策局的商討,嘗試採取同鄉互相照顧的模式,培訓少數族裔青年擔任傳譯員。因為他們可更加明白同一族裔長者有何需要,繼而清晰地向醫護人員傳達。我們當然亦有需要培訓醫護人士,讓他們明白不同文化有不同需要,這樣才可適切地協助解決問題。

在社區方面, 我們希望公營醫療單位或?生署均能加強外展服務。雖然現時的醫護人手不足,但即使如此仍設有外展服務,所以我建議局長考慮在推行外展服務時,在我剛才所述數個地區如觀塘和元朗的外展服務隊中加入傳譯人員, 從而加強這方面的服務。

最後還有大約30秒時間, 但我希望留下少許時間於稍後再作發言。我希望局長可把較為正面和健康的資訊滲透到社區之中,使這?在香港生活的少數族裔長者不會受到忽視和歧視。多謝代理主席。

 
更新日期: 2013-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