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動議的議案

7/11/2013

 

主席,事情發展到今時今日,本來昨晚應該進行表決,但辯論仍未結束,而昨晚在外面廣場又聚集了很多人,既有支持者,亦有反對者,事情發展至相當兩極化的地步。因此,我今天想在開始發言時先引述一些公眾人士和專家的看法。

我想引述《明報》昨天的社評,當中有以下一段說話:“更深層原因是整件事態,顯示政府的做法使人不安,包括:(1)政府操作所謂程序公義,掩飾搬動龍門的不公義;(2)政府操作行會保密制,將不交代理據的做法合理化;(3)政府偏離角色,介入市場運作,決定參與者誰贏誰輸;(4)政府‘汰強留弱’,打擊創意產業。這些使人不安事態的性質,涉及梁振英政府是否恰當行使權力;涉及梁振英政府是否不再鼓勵真正競爭;涉及梁振英政府是否破壞本港一貫崇尚自由市場規律的營商環境等,事關重大,而只有透過查閱行會相關文件,才有望找到答案。”以上錄自《明報》昨天的社評。

昨天剛巧有一位經濟專家關焯照在報章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他的一些看法,文章的題目頗為有趣,名為“無法解釋拒發牌 港人輸晒”。我嘗試引述這位經濟學者在文章中提出的部分看法如下:“政府在昨天傍晚”,亦即前天“向傳媒發放六頁紙,解釋特首及行政會議用了何種準則決定只發兩個新的免費電視牌照。但筆者讀畢整份政府聲明仍未能找到香港電視被拒發牌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顧問報告認為現時市場只能容納三間免費電視台,只有市場情況理想才能支持四間免費電視台。但筆者有一疑惑:在十二年的牌照期內,政府又怎能預視到市場情況會持續理想?但一旦經濟明顯轉差,市場情況肯定被拖累,屆時必有電視台倒閉,現政府會否負上發太多牌的責任呢?”專家關焯照續說:“政府在聲明中列出十一項因素和四大準則以證明決定發牌的客觀性,但卻沒有提供三個申請者的得分。而且在考慮準則時,各項計分的比重也沒有公開,這種不透明的處理方法只會增添各界對政府的疑問,最終拖垮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

上述這些輿論及專家看法,令我聯想到教書時需要擬定試題和批改試卷。每份試卷都會根據一套答案評核準則作出評分,而每次把已批改的試卷發還學生時,他們都會看到這次的整體表現,以及根據評核準則所得的評分。

當然,學生在拿到試卷時都會心知肚明,清楚看到每部分的分數。例如甲部的總分是20分,他的得分是10分;乙部總分是50分,他得分30;丙部總分是40分,他得到20分,全部一清二楚。部分學生可能不滿意所得評分,要求覆核試卷,但整個評分過程和結果是公開讓他們知道的,如果我不這樣做,校方會責問我為何不公開。如果我仿效特區政府今次的做法,在派卷時只交代有多少人合格,多少人不合格,而發還的試卷上亦只有剔號或交叉,甚至只有表示我已閱畢試卷的多個剔號,學生便會反問他為何不合格,又為何pass及有此得分。如果我答說這必須保密,不可告訴他們,他們只會滿腹疑團。

所以,我們身為教師,最基本的做法是要讓學生知道這個評核方法是公平、公正、公開,那是他們應該得到的分數。他們可能不同意有關的答案,但這並不打緊,因答案並非由我定,而是經過核對書本後得出,所以才以之為準則。但是,今次有很多議員、輿論以至一些專家看法, 均對事情感到失望和擔憂, 為何會如此?

請容許我在此再引述一位法律學者陳弘毅的專家意見。根據昨天一則報道,港大法律學院陳弘毅教授對政府今次做法有以下意見:從法律觀點來看,“現行法律規定的電視發牌程序,是先由通訊局(前廣管局)提出建議,再交行會基於相關‘建議’後決定。因此,行會在收到前廣管局發3牌‘建議’後,自行更改政策基礎,即由無上限變成‘三揀二’,再自行批牌,程序不符法律要求”,陳弘毅教授認為這“可致發牌決定在司法覆核中被推翻”。

主席,剛才所述是法律專家的意見,我並非專家,只是引述他的意見而已,但從中可看到政府的做法確有很多疑點。凡此種種,促使立法會今天進行這項辯論,探討需否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權力及特權條例》”), 要求政府披露更多資料。這其實只是一個方法,至於《權力及特權條例》應否如此使用,應該如何使用,當然也可作討論。不過,在立法會的殿堂中,我們的其中一個角色就是check and balance,作出平衡和審查,而《權力及特權條例》是取得答案的一種手段。

在座不同議員當然會有不同意見,但今次除了討論應否如此援用該條例之餘,我們還要問為何要用這個方法,以及這是否最好的方法。對此大家可能會有不同意見,有同事甚至可能認為這是行不通,例如郭榮鏗議員提出的應該索取甚麼文件的問題,這些都是細節問題。但是,我們在投票時需要考慮的原則問題是,這個方法能否讓我們迫使特區政府清晰交代發牌事件?目的並不是要公開所有機密資料,而是要處理這個原則問題,這亦是我們要這樣做的原因。

對於這個做法,自然有不同說法,例如有指此事牽涉行政會議保密制,會破壞香港管治基石。然而,若不這樣做,有同事或報章又建議為保存行政會議保密制這個重要傳統,不如申請司法覆核,但法庭是否具有這樣的權力,要求查閱、公開及討論所有行政會議文件呢?我不是法律專家,所以並不清楚,但若可以,有關資料最終仍是要公開,只是大家不同意在這堣蓿},要在法庭公開而已。不過,亦有說法指訴諸法庭將涉及公帑,政府以特區的公帑與市民對簿公堂並不正確,所以又有這個不贊成以司法覆核解決的不同說法。

說到這堙A究竟還有甚麼辦法?其實我也不知。公眾希望知道的是事件的真相,而不是保密的過程,又或哪位行政會議成員說過些甚麼。公眾不是要取閱像Hansard般的紀錄,而是想知道究竟不同公司在那四大準則、11項條件之下的得分若干,好讓他們知道發生了些甚麼事情。正如學生獲發考卷後,知道在哪一部分得分若干,自然便心知肚明。提到批改考卷,有些學生欠缺自知之明,要求查卷,但通常事後反而會感激老師的仁慈,因為在評分時其實已作出較寬鬆的處理,否則其分數可能會更低,這可說是一種普遍現象。

無論如何,如今次既不引用特權法,也不循JR解決,事情的真相始終永遠無人知曉。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政府向不同議員游說時除了與他們談論,還讓他們閱覽了一些資料,這些同事閱畢資料後都支持不應引用特權法調查,並表示明白和理解,但這種選擇性的披露,究竟把公眾置於甚麼位置呢?公眾只是希望知道真相,但為何有一?並非行政會議成員的特權分子可獲政府披露資料,然後便反對使用特權法來揭開真相呢?這真令人費解,政府究竟在做甚麼?我真不明所以。

政府或部分同事指出,這事其實只關乎觀看電視,有甚麼大不了,為何要如此政治化?我對政治也略有認識,因為大學曾有教授些許政治知識。有人曾說政治就是公眾事務,政治化就是要讓公眾清楚整件事情,這便是政治化,而不是這個議會在談到政治化時所帶有的一些比較負面的意思。其實,正因這是一宗政治事件,所以才需要政治化,讓公眾清晰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他們只是要知道結果,未必需要知道那過程。

主席,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政治化”的說法究竟是否站得住腳?如果政府認為這事過於政治化,便應站出來交代一下,有甚麼方法可釋除公眾疑慮。不過,政府可能會認為無此必要,因為根本沒有問題,這就是政府的決定。如此一來,正如有些議員所說,這又是否一種“大家長式”的做法呢?我今年54歲,在香港已居住了四、五十年,因我小時候也是新移民,香港過往一項重要的核心價值,正是要避免政府現在這種“大家長式”的做法,因為一切都不是個人的決定,而是大家都會理解的事情,政府今次為何又要這樣做呢?我至今仍不明白。雖然我會表決支持這兩項議案,但也知道投票結果已經不再重要。

不過,主席,這令我產生另一聯想,請容許我利用以下時間談一些跟這項議題沒有太大關係的事情。今次事件令我想起香港最近10多年出現的一種有趣現象,那便是“怪獸家長”文化。為何這種文化與這次事件有關?因為特區政府有如一名四處闖禍的頑童,但家中那位“怪獸家長”總是會安撫他,?他不用害怕,因為不論發生甚麼事情,他都會替他擺平,確保他安然度過。今天的立法會正是如此,票數足夠便說甚麼也不打緊,哪怕反對派的說話多麼的不中聽,特區政府也可在“怪獸家長”文化下,安逸地繼續自得其樂。

不過,從事教育工作或身為家長的人士都會擔心,在“怪獸家長”文化下成長的孩子雖然會很開心,但卻永遠無法長大,不能在社會生存。我希望特區政府能汲取今次教訓,不要再依恃“怪獸家長”文化式的護蔭作出不當行為。

我昨天曾在廣場上指出,香港人其實應在這地方健康快樂地生活,但特區政府現在似乎已進入一種精神不健康的狀態,凡事總令市民不能感到安心。希望政府不要在“怪獸家長”文化的庇蔭之下,繼續散播這種不健康的元素,令大家無法過健康的生活。我作為?生服務界的代表,希望大家都能在香港健康快樂地生活,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在這次電視發牌事件引發下投下良心的一票。多謝主席。

 
更新日期: 2013-11-26